配资专业证券配资门户 特稿250｜“两间房”里的“再生”

本报记者 李丰 田程

在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保利香槟花园小区，47岁的翁政兰每天工作的内容是管好紧邻的两个房间——一间是生活垃圾投放点，一间是废旧物资回收点。在那里，小区居民一手扔垃圾，一手就能把废纸、塑料、金属等物品卖给翁政兰。前者被送到生活垃圾分类转运中心后，还会由机械和人工二次分拣出再生资源，最后销往相关企业让它们成为新的生产原料。

从2015年至2024年，贵阳市常住人口增长超200万，由此产生的影响之一是生活垃圾年清运量持续上涨。按照传统生活垃圾收运网与再生资源回收网分离的处理模式，资源浪费和垃圾末端处置压力大的情况日益突出。

翁政兰值守的“两间房”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建设的。2023年起，通过在城市设置共3000个“两间房”点位，实现“环卫+回收”一体化，贵阳市正将过去“各管各”的两张网逐渐融在一起。

在贵阳市乌当区新平村“两间房”，两名环卫工人正在整理回收来的废旧物资。本报记者 李丰 摄

让可回收物“跳出来”

2013年，贵州毕节人刘浩（化名）刚到贵阳落脚时，租住的屋子不远处有一个露天垃圾池。一到夏天，从池子里滋生的蚊虫和散发的气味让他躲无可躲。由于那片生活区位于一处山坡上，房屋密集、街巷窄密，大型环卫车进不去，垃圾只能靠人力骑着三轮车转运。常常是车子走一路，垃圾撒一路。刘浩说，那时候他就有个愿望，等以后买房了，一定要住得离垃圾站远一些。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垃圾围城”的现象。2017年3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发布，此后数年间，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其中，生活垃圾收运网与再生资源回收网“两网融合”被认为是减少垃圾末端处理量和提升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

2022年，《贵阳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除居民分类意识不足、社区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运营不规范、分类运输和处理有短板等问题阻碍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外，作为一座典型的山地城市，居住地块碎片化的特点还进一步加剧了贵阳市再生资源回收点选址难、垃圾分类落地难的情况。

“两间房”模式由此被提出。2022年底，贵阳市明确当地垃圾分类“五个环节”工作体系——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初次处理、终端处置。该市计划根据全市居民区分布，在两年时间里建设3000座“两间房”收集点。一间用于其他垃圾、厨余垃圾的密闭投放，配备称重系统并接入城市运行平台，实时计量各类垃圾产量；另一间作为可回收物交投点与有害垃圾暂存点，方便居民就近交售、规范分类。

“导向非常明确，就是要推进‘两网融合’，让可回收物从生活垃圾中‘跳出来’。”回忆起政策出台后自己的感受，北京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党委书记孙科峰这样说。

自2014年入驻贵州，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的业务范围长期集中在垃圾收运、道路保洁等领域，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但难以产生经营性收益，近年来许多业主方还对相关服务性价比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企业营收逐渐放缓。

“环卫企业天然具备连接垃圾源头与终端的优势，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又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孙科峰说，当时据他们测算，2024年贵阳市再生资源回收总量将超过190万吨，其中废金属、废塑料、废纸、废玻璃四大品类回收量达183.15万吨。如果能把“环卫”与“回收”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就能有效拓展企业经营性现金流，优化收入结构。

与此同时，贵阳市结合当地环卫市场化运维格局，提出“两间房”建设由企业自建自营、融入一体化环卫服务体系的方案，既激发市场活力，又避免政府重复投入、多头管理。

在内外因素推动下，2023年起，贵阳多家环卫、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加入了“两间房”建设工程。其中，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承建并运营的1301座占到规划总量的43.3%，项目完成效果将对整个城市“两网融合”进度起到重要影响。

当时“两网融合”在全国范围内可借鉴的成熟经验还不多，再加上各区域实际情况不同，对贵阳市和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来说，建“两间房”都是一件要摸着石头过河的事。

新业务 新问题

2024年初，得知自己居住的小区前要选址建“两间房”，刘浩心里一下就不舒服了。几年前，和自己期待的一样，刘浩搬入了远离垃圾站的新家。但曾经的经历，让他对与垃圾相关的事很敏感。

包括刘浩在内，有十多户小区业主一起找到所在社区，要求取消“两间房”点位。“光是放垃圾桶，清理不及时就有臭味，建个房子还了得？”“房价跌了谁负责？”“为什么非要选我们小区？”

类似这样的问题，2024年上半年，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负责“两间房”项目建设工作的后勤部部长阮继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针对项目所在区域老旧小区多、居住组团分散、单片区体量小的特点，阮继和同事对“两间房”的分布和形态做了灵活安排，空间大、居民多的区域设置标准站点，狭小地块仅配套生活垃圾投放间，同时保证15分钟步行范围内有共享废旧物资回收点。“但不管是哪种形式，一开始都会触发‘邻避效应’。”阮继说，那段时间，针对项目部的投诉不断，部分点位的围挡还被破坏、施工被迫中断，建设进度一度滞后。

为推进“两网融合”，贵阳市成立了垃圾分类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各区分管区长现场督办落实“五个环节”；城管部门协调企业解决“两间房”选址、建设难题，并加快办理相关特许经营手续。不过，政府支持之外，如何让居民从心底里接纳“两间房”，显然需要承接项目的企业做更多、更细的工作。

按照设计，“两间房”并非凭空新增，而是对区域原有的“桶站”进行改造、优化。明明是好事，居民为什么反对？阮继和团队干脆先停下施工，把设计图纸、保洁制度、消杀标准全部公示，同时邀请居民参观已建成投用的样板站点，直观感受增加了密闭结构和除臭、洗桶设备的“两间房”与露天垃圾桶摆放点的区别。那段时间，项目部成员几乎从早到晚都在各个社区里，与工作人员一起挨家挨户上门沟通，有的“两间房”的设置还根据居民建议做了微调。

“他们确实不是要在我们家门口新建垃圾站。”眼见为实，刘浩等人的顾虑消除了，项目推进速度也显著加快。2024年底，1301座“两间房”按期建成。

“收运垃圾”是环卫企业的老本行，但“回收再生资源”却是新业务，必然会遇到新问题。比如，“两间房”要全面运营，就绕不开再生资源回收行业长期存在的税收障碍。

多年来，在我国，废品回收绝大部分为个人交易，不开发票，也不缴税。但当它成为企业行为，就必须符合“票、款、物”对应的财务规范，否则无法合规付款、入账。2024年，我国出台再生资源回收“反向开票”政策，即由回收企业向卖废品的自然人开具发票。不过，在政策落地过程中，由于存在虚开发票风险，税务部门对“反向开票”的审核大多非常严格，这会大幅增加企业相关管理成本。

为解决这一问题，贵阳市税务部门与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财务团队反复商议方案，参考其他地区“反向开票”经验，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赶在“两间房”全部投用之前，摸索出了“反向开票+五流合一”的合规方案。依靠信息化系统，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将物资来源、物流轨迹、资金支付、票据开具、信息数据全部串联，全程可追溯，形成完整证据链，企业再生资源业务适用简易计税方式，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了成本支出。

在高雁绿色分拣集散交易中心，工人们正在分拣经“两间房”回收来的旧衣服。本报记者 李丰 摄

让从业者到“房子”里来

“两间房”的业务可以开张了，但它面临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贵阳的民用再生资源回收市场零散而庞大。从小区居民到流动收荒人再到街边夫妻店，在废旧资源收集端，散户形成了一个数量众多的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处于回收链条下一环节、规模稍大的打包站，在贵阳全市也有上千个。

因为体量小，散户和打包站可以灵活调整再生资源买入和卖出的价格。与之相比，1301座“两间房”就像一艘巨大的货轮，回收定价低了，巨轮无货可装，必然收不回建造成本；定价高了，虽然能收到货，又会陷入“越收越亏”的怪圈。

“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定价小组。” 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城市矿产资源部部长助理魏芬说，小组成员每日跟踪市场行情、测算成本，进而动态制定“两间房”回收再生资源的价格，“让它既略高于平均市价，又能保证持续经营”。

听说“大企业”要进场“收破烂”，翁政兰一度以为自己会没活干了——“两间房”项目建成前，她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靠每天拉着平板车在家附近的小区收售废旧物资。

“我们不是来‘抢饭碗’的。” 魏芬说，从贵阳市政府到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对“两间房”项目的定位从来都不是取代像翁政兰这样的再生资源回收散户，而是希望通过“两网融合”，让企业、个体和城市三方共赢。

为实现这一目标，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把吸纳个体从业者入驻作为“两间房”项目主要的运营模式。“公司不用增加人力成本，从业人员又能有更好的经营条件。” 魏芬说，在规范经营基础上，企业对入驻者不设准入门槛，并提供统一品牌、统一培训、统一定价、统一计量、统一收运、统一结算等服务。

2023年底，已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干了十多年的娄坤用“以货抵租”的方式入驻乌当区的两处“两间房”点位。背靠企业、回收价格有竞争力，娄坤很快获得了远多于以往开小店时的客源。由于忙不过来，他找到此前就相识的翁政兰，雇佣她负责打理保利香槟花园小区的“两间房”。

“大企业”的到来确实引起了变化，但却不是翁政兰想象的那个方向。以往，除了走街串巷找货源，她还不时要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斗智斗勇”、和打包站经营者讨价还价。收入也受行情、运气影响时好时坏。现在，翁政兰有了固定的“地盘”，操心的事少了，每月收入比此前平均增加了近2000元。

同时变化的，还有翁政兰的身份。“两间房”项目投运后，接入了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提供上门回收服务的“北环快收”小程序。有了企业统一配备的工作服，翁政兰进出周边小区一路畅通，她开玩笑说：“原来这就是成为‘正规军’的感觉。”

环卫工的“副业”

在贵阳市花溪区黄河路，便利店老板张明每隔几天就会在“北环快收”上下一次订单。十有八九，来上门回收的都是负责该区域保洁工作的环卫工罗后举。

依托“北环快收”收集到的数据，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可回收资源中心工作人员可以实时预估各区域订单情况，而分布在大街小巷的环卫工则成了企业独具优势的回收终端触达点。

承接“两间房”项目后，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对一线环卫工进行了垃圾分类培训，并配发公斤秤、编织袋，激励他们在完成工作之余，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回收废旧资源，再送至周边“两间房”站点存放和转运。企业根据回收物价值向环卫工发放绩效奖励。这样既拓宽了废旧物资来源，又为环卫工人开辟了增收渠道。

55岁的罗后举已做了近10年的环卫工。过去，他会把工作时捡到的纸箱、塑料瓶等积攒起来卖给小回收站，但由于再生资源来源和价格不稳定，他每个月最多也就能赚200元。如今，靠着从辖区帮企业回收废旧资源，罗后举平均每个月能拿到约800元的奖励。据他说，有同事接单多，一个月可以回收近3吨的货物，光这项“副业”收入就达到近1500元。

“老板，这次的纸箱一共有11.8公斤，每公斤1.5元，总共17.7元。”6月的一天，再次接到张明订单的罗后举在上门称重、打包后，一边说着话一边扫了扫店里的二维码支付货款。张明则停下手中的活儿，笑着给罗后举递上了一瓶矿泉水。据他说，由于回收价格更高，不缺斤少两，而且还能兜底回收一些低估值再生资源，现在便利店里的绝大多数废旧物品都卖给了罗后举，“既方便，又放心”。

2024年底，贵阳市“两间房”点位总量突破3000座，城市15分钟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交投服务圈成型。参与其中的企业承接的项目规模、运营方式有所区别，但相同的是，无论是个体经营者、环卫工还是居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两间遍布城市全域的蓝色活动板房而参与到“两网融合”进程中，并从中受益。

对贵阳市来说，随着“两间房”模式持续运营，此前长期存在的生活垃圾“分不好”“收不好”的问题得到了显著缓解，垃圾围城现象得以改善。

在高雁绿色分拣集散交易中心，回收来的塑料经过筛选、加工，制成再生塑料切片后，将被销往多地。本报记者 李丰 摄

新的盈利点

如今，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负责的1301座“两间房”已进入平稳运转阶段，但企业的转型并非到此为止。

在由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运营的乌当区垃圾分类分拣中心，不时就有垃圾清运车进进出出。据介绍，该分拣中心日均接收各类生活垃圾约270吨。这些垃圾会在分拣车间经“人工+机械”进行二次分拣，从中剥离出塑料、金属、废纸等废旧物资，剩余部分再转运至垃圾焚烧厂处置。“光是这一道程序，每天就能减少大约10吨垃圾，一年可以为政府节省垃圾焚烧处置费用约24万元。”分类分拣中心负责人说。

二次分拣出的废旧物资，会和线上线下回收的再生资源一起被送到距离分类分拣中心约1公里的高雁绿色分拣集散交易中心，那是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为配套“两间房”项目建设的再生资源加工、销售和转运枢纽。

交易中心的厂房内，一条塑料加工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次性餐盒、饮料瓶、塑料包装等废弃物在那里分级、破碎、塑形、清洗，成为再生塑料切片。“其中一些价值较低的塑料切片会直供本地塑料制品企业，实现就地资源化；高品质的塑料切片在全国市场长期供不应求，更是不愁销路。”站在加工生产线旁，孙科峰感慨地说：“谁能想到，就在两年前，这些‘宝贝’大多还是被一烧了之。”

目前，高雁绿色分拣集散交易中心日均加工PET塑料约15吨。单是这一项业务，北京环境贵州分公司全年营收就能增加近4000万元。不过，在孙科峰看来，这仅仅是企业深耕再生资源行业的起点，他指了指库房里的纸类和金属打包件，“下一步，我们计划对更多再生资源进行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后再出售”。

当乌当区垃圾分类分拣中心和高雁绿色分拣集散交易中心机器轰鸣时，刘浩正拎上垃圾出门，翁政兰忙着给居民送来的废旧物品分类、称重，罗后举手机里又接到了新的“北环快收”订单。历时两年多，“环卫”与“回收”一体化体系已在贵阳市初步形成，并为同类城市“两网融合”提供了可借鉴和复制的模式。目前，贵州遵义市已明确参照贵阳模式推进“两房”建设；云南昆明官渡区也以类似模式推出垃圾分类小屋。

在2022年设计建造标准时，“两间房”的面积被划定在20~80平方米，根据点位实际情况，不同的“两间房”规模差异很明显。不过，无论大小，都并不妨碍一个庞大的企业在其中“转身”，也不影响它将各方纳入房间内，在城市垃圾处理这一题目上给出合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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